秦大哥喝多了，喝醉了，我们不要再喝了，马上送秦主任回家！”说着，亲自去搀扶秦鸣鸥。

秦鸣鸥说：“老弟，你不要管我，我没有喝多，咱哥们儿铁打的关系，我甘愿侍候你，你让我喝，喝…喝他个一醉方休！”说着说着，唱起了越调戏：

小奴家坐云楼心思徬徨，

想起了身前事儿好不心伤…

一桌子人这才知道秦鸣鸥真的烂醉了，赶紧七手八脚把秦鸣鸥抬了起来，送到了大门外，塞进了徐立身的车子里。

打那以后，徐立身在别人面前总是威风八面，到了秦鸣鸥这里，却不禁心虚，真的像看到了不是吃酸枣，而是趴在脚面上的癞蛤蟆，有一种腻歪歪的感觉。秦鸣鸥临死时伸手的那一抓，在徐立身看来，并非是最后的一次握手，而是带有报仇性质，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当郗县长安排让他全权处理拆迁的善后事宜时，徐立身亲临一线，超常规地开展工作，确实发挥了稳定民心、推动进度的重大作用。他的办法看似简单，却是叶兆楠这样的人想不到、办不到的。黑白两道，全部用上，战术上暗合了孙子兵法，对业主们各个击破。有些业主冥顽不化，就指使黑道上的朋友带上刀具，半夜里进行恫吓；有的人送来了钱财，就网开一面。城建局局长是自己调教出来的，三寸宽的条子一到，立刻落实照办。第二排的业主们向外扩张了，纷纷称颂还是徐县长英明，会处理复杂的问题。剩下面积不多的第一排业主们，徐县长压着头皮，让第二排的人出高价，折算出大一点的比例，给前排的业主补偿，留下一部分收入，分摊给职能部门。城建、土地部门非常高兴，积极地给第二排的业主补办出让手续。当然，补偿的标准就不再统一了，头排、二排的业主们，出钱的和得钱的，差距很大。差距的大小，正好同给徐县长上菜的数目成正比。出钱多，或者得钱少的人自认倒霉，忍气吞声，不敢抗争，白白给幸灾乐祸的人当了一次笑柄。

在这一段时间里，叶兆楠当配角，除了长了不少见识外，基本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。白天无所事事，夜里就和李静娴通电话，煲出了不尽的情话。在拆迁工作即将告成的时候，李静娴来电话说，自己去医院做了妇科检查，阳性反应，医生诊断说，已经怀孕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叶兆楠大喜过望，说这很好办，我们马上旅游结婚去。于是，叶兆楠在拆迁的关键时刻，请了半个月的事假。郗县长觉得反正他在家作用也不大，没有问他干什么，就给曹书记打了个电话，两个人都答应了。三郗应松在处理拆迁过程最后的纠纷时，表态让徐立身全权处理矛盾，基于复杂的考虑。

首先，郗应松不愿意趟这浑水，他要找个替身。这也许让人感到奇怪，一个县长竟然如此小心眼儿，踏“雷区”、排地雷本身就不是首长的事情，自有连、排长以下的工兵干，你只要坐在指挥部里下指示，摇鹅毛扇就行了，哪有什么浑水可趟？其实，这只是局外人的一般看法。现在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，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，谁当家做主，矛盾就会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他的身上，你想躲都躲不开。特别是拆迁工作，越是接近尾声，就越难缠。

在开始行动的一段日子里，四条街的老百姓，人潮汹涌，闹事的人打着牌子，提名道姓地要和郗应松对话，甚至齐声呐喊：“郗应松，你出来！”并不可怕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就行了，用不着郗应松出面，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只要有老实一点的老百姓开始拆房子，其他人知道大势所趋，政府补偿就那么一点，谷糠里榨不出四两油来，都得乖乖地拆迁。个别的“钉子户”、“难缠户”还可以动用警力或者司法手段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