摔到大街上，转身躲进阁楼里生闷气。爷爷找到我，把一些好吃的东西，板栗、核桃和糖果副食递给我，我晓得那是别人从汉口带回来送给他的，他舍不得吃，我也舍不得吃，睡在床上抽抽嗒嗒地掉眼泪，姐姐看我泪流满面，问我想什么，我说想妈，想到永和坪去了。

…

戴上红领巾的那年，我六岁，姐姐八岁。

我们姐弟是在东方红小学加入中国少先队的。

四、捉特务

从小东门到新码头，大约是1000米的直线距离。从老屋出来，经过幼儿园，走两步是粮食局，粮食局院子里有个天井，涨了大水后冲成了池塘，放学后几个伙伴就在池塘边玩耍，叠纸船和用小竹竿做成鱼钩钓青蛙。有一次在池塘边玩耍，一位小同学推了我一把，我跌进池塘把衣服全部弄湿了。不敢回家，就从副食旁边的南门巷下了清江河，跟一个要好的同学*了躺在河坝上晒太阳，等湿透的衣服干了再穿上回家。那位同学很会讲故事，他看的小儿书里有许多捉特务的故事。我说书上看的不算，要讲你讲点别的。他说副食楼上有个台湾的国民党的特务，一个人在顶楼上收听敌台，被别人发现了，最后让公安局抓了去，判了刑在坐牢。我说这个捉特务的故事不真实，肯定是他瞎编的。他打赌说是真的，赌资是一套小儿书外带一叠打板（用纸烟盒做的三角板，儿童游戏工具）。我说算了，管你的故事是真是假。我讲的是一个真事，是我爷爷讲的。有一个人跑到新码头河坝里架火，结果把屁股烧糊了，因为风大，把火从新码头吹到了桂花园，那个人要保证集体财产不受损害，就去扑火，火就把他的屁股烧糊了。同学说这肯定不是你爷爷讲的，也不是真的。他和我争吵起来，说我日白（方言，即撒谎），日白日到莫斯科去了。我说那你讲的捉特务先日白，还跟我打赌，你不诚实。同学气恼地一甩手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要告诉全班同学你是个日白佬。我一下揪住同学的膀子，就准备跟他干仗。在揪他的膀子时我还十分有理地教训他，你再不跟同学讲什么捉特务了，我先跟同学们讲清楚你是个喜爱撒谎的坏同学，叫同学们都不理你，有意见你到厕所里去提。

同学最后还是同我和好了。弄湿的衣裳都晒干了，我们穿上后各自回家。没几天，学校突然搞了一次紧急集合，说红卫山发现了特务，现在流窜到城墙坡广播站后面的茶叶坡里。老师说红卫山是知识青年响应**的号召，在农村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试点，现在有阶级敌人搞破坏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捉特务，抓住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。解散后分班级按少先队中队分头行动，到广播站和气象站后面的茶叶坡里搜索，忙了大半天连个特务影儿都没有。

捉特务这么不了了之地草草收场，毫无结果。同学们都很失望，气馁当时没有抓出暗藏的阶级敌人。后来老师交底，捉特务本来就是学校组织的一次少先队活动，目的是培养同学们团结战斗的精神和提高警惕性，严防阶级敌人在和平年代搞破坏。

五、看戏

大礼堂平时放电影，一般是传统教育片，打仗的，好过瘾。有时放的电影是样板戏，收学生票，五分钱一张的连票，两天时间可以看八场样板戏。学校组织活动搞文艺汇演，学生们自编自演，一点都没劲儿。那时好象没有正规的文工团，还是县文艺宣传队。等到我们戴着红领巾由老师带队组织到大礼堂看戏时，我才发觉原来电影上放的内容也是由人演出来的，而且我还有一个发现，演戏的人（后来知道叫演员）都特别会演戏，女演员都长的特别好看。

有一场戏叫《不准出生的人》，讲述的是西藏农奴制下一个备受欺凌的藏族少女悲惨曲折的命运。看到农奴主手举皮鞭抽打怀孕的央金时，央金苦苦哀求，希望给她一条生路，让她把孩子生下来，可是农奴主逼死了央金的丈夫，夺走了她的房产，逼着央金给他干活，还不准央金生孩子，我发现邻座的女同学都泪光闪闪，有的哭出了声。这种情形在看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时也出现过，许多人都流了泪，有的把手绢都打湿了。但《卖花姑娘》是看电影，出了电影院就不悲痛了，而现在是演员用他们娴熟的演技和丰富的感情演活了受欺压的农奴，看着就象发生在我们身边一样，可我们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少年儿童，那里见过西藏这么黑暗的社会，一下子都接受不了。看完戏后，老师布置了作文题，我写的是什么已经记不得了。记得有位女生写的作文特好，语文老师当时在班上作了范文，进行讲评，我们都好羡慕那位女生，真令人嫉妒。